一个平常的下午，执行接待窗口人头攒动。我正解答完一位当事人的咨询，一抬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前不久结案的一起执行案件的代理人。
“郭法官，钟助理，请问有空吗?当事人想给你们送个锦旗。”代理人话音刚落，申请执行人孙女士(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)探出身来：“我看到被告发在网上的道歉信了，真是太感谢了!我终于可以正名我不是‘小三’了!”
她与前几次见面的颓废模样大不一样，容光焕发，手持一面锦旗，上面写着“惩恶扬善执行神速，廉洁奉公真诚为民”。
从“旁观者”到“局内人”
说来也巧，这桩涉名誉权、隐私权纠纷案案发时，我也曾是一名网上旁观的“吃瓜群众”。前阵子，一个网红博主控诉国内某知名男歌手隐婚骗情，还在直播中怒斥“小三”，各大社媒平台纷纷推送，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。
岂料数月后，我竟在执行系统的新案卷中赫然看见了这场闹剧的当事人，一切纷争化作一纸待执文书。
通过浏览案卷，我很快了解了案情，案件的原告正是在社交媒体上被大肆讨伐为“小三”的孙女士，而被告是网红博主王女士。经法院查明，王女士与孙女士的前男友——某知名男歌手有过情感纠葛，心生怨恨的王女士竟将矛头转向与男歌手分手已久的孙女士。
她不仅上门侵扰孙女士的日常生活，更利用网络影响力，在直播平台上公然散布孙女士及其家人的隐私信息，引导粉丝和不明真相的看客对孙女士施行网暴。
忍无可忍之下，孙女士拿起法律武器，将王女士诉至法院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王女士在特定网络平台向原告孙女士赔礼道歉，并赔偿精神损失费。
然而，判决生效后，孙女士并没有等到属于她的道歉。
“我只是一名‘素人’，和他也是正常恋爱分手。因为被告的网暴，我和我的家人都深受困扰!”执行谈话现场，孙女士泪流满面，痛诉自己的生活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
一次精准的“网络追踪”
孙女士的申请事项有两点，一是要求被执行人王女士赔偿损失，二是要求王女士赔礼道歉。
“赔偿损失”的申请事项比较好处理，而真正棘手的是执行“赔礼道歉”的申请事项——“赔礼道歉”属于行为类执行，被执行人长期居住在新加坡，很难查明行踪，大大增加了执行难度。
我首先联系了王女士在诉讼阶段的律师，请她转告并督促王女士履行执行义务。律师十分为难：“我不是没有劝过她，她直接给我拉黑了!”挂断电话后，我尝试直接联系王女士，果不其然，依然联系不上。
既然线上联系不上，我们又尝试安排了一次线下执行约谈。如意料之中，谈话当日王女士并未现身。难道，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?
“她昨晚直播了!她说她回国了!”一日，孙女士的代理人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。
王女士回国了?那为何拒不到庭?既然是网红，那我们就“网络追踪”她!
郭法官和我化身“网络侦探”，从她在各个平台上的社交动态寻找蛛丝马迹。
既然王女士依靠网络赚钱，必然经常性开直播。于是，她的直播定位、在线状态、甚至粉丝群动态都成了我们的关键信息。
“我就要继续骂!她执行我也没关系，我就故意拖着不赔钱、不道歉!”一日，她在直播间里大放厥词，我们在网络的另一端看完了整场直播，并进行了证据固定。
抗拒执行，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!
“破屏”出击，顺利执行
怎样让躲在屏幕后“叫嚣”的王女士现身?
我们迅速对王女士依法采取了限制高消费、限制出境等执行强制措施，后又综合考量到王女士有履行能力，但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义务，拟对其采取罚款等司法惩戒措施。一套“组合拳”之下，被执行人王女士自己主动联系了法院。
“法官，我刚刚已经把要执行的钱交到法院账户了，麻烦您核实下。我现在人在北京，但是我被限高了，买不了飞机票、高铁票，您看看能不能先不要限高，我肯定到上海参加执行谈话。”王女士一通好言好语，完全变了嘴脸。
“你的执行义务还没有全部完成，处罚措施肯定是不能停的。飞机、高铁不能坐，你还有别的交通工具可以选择。你早一天来法院，就能早一天解决这件事。”
几秒沉默后，王女士回答：“好，我来。”
执行谈话时，王女士已全无直播时的嚣张气焰，最终承认了错误并当庭草拟了道歉文稿，经法院审核、孙女士的代理人认可，在网络平台上向孙女士公开赔礼道歉。
对于王女士此前的行为，法官对其进行了训诫。王女士深刻认识到自己错误，回去后立即在规定的网络平台上发布了道歉信。至此，这次执行案结事了。
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。“网红”不能滥用其影响力侵犯他人的隐私权、名誉权，“素人”的正当权益也受法律保护。让判决落地有声，让违法者无处遁形。从现实世界到网络空间，执行法官从未停下依法兑现胜诉权益，守护公平正义的脚步。